一个人因一件事而载入史册，这在我国史书中屡见不鲜。如《汉书》记苏章，就撷取了他任冀州刺史时受理清河太守作奸犯赃案一事：苏章先以故旧身份邀请太守以叙私情，后以冀州刺史身份受理其案，执行公法。这一件事，使苏章以公私分明的廉吏形象彪炳史册。再如《后汉书》记黄允，说这个人很有才气，并得到了司徒袁隗的赏识。袁有女待字，就当着黄的面对人讲：“有婿如此，足矣。”黄允就因此动了心，甫一回家，就休了妻子夏侯氏。偏偏夏侯氏亦非等闲，她在辞行时邀集众亲朋，历数出黄的十几桩丑事，使他名声大臭。就这么一件事，使黄允“臭于时”，又“臭于史”。
将一个人是非褒贬寓于一事，简洁果断，意味深长。我是很叹服史家这种笔法的。显然，史家所记之事是主人公一生中最典型的事。事虽不大，却影响深远，能够折射其一生。从苏章公私分明地受理赃案，可以推断其一生的清正廉洁；从黄允的休妻攀高枝，可以推断其一生的卑鄙苟且。这“一件事”，是他们一生道德品行的注脚，也是迥然不同人生修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高尚的人，他一生中难保不做错事，但这并无损于他的高尚，就因着他总是把追求高尚的人格作为一生的旗帜，而卑鄙的人，他一生也很难做出一件高尚的事，就因着他时时处处以卑鄙来处世。这正好应了一句名言：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”
梁遇春先生说：“人生就是做事。”其实人生就是做一件事——把做人这件事做好。想必这就是史书中“一事入史”的潜台词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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